没有产业基础，无以谈产业优化，当产业基础达到相当规模，产业优化就成为必然。可以说，当前我国生猪产业正走在优化发展的大道上。

众所周知，我国一猪独大的格局很难改变是事实，但时下影响生猪产业发展的整体环境却变了。这也正是近日，由中国畜牧业协会主办，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联合主办的2024生猪产业发展大会所要探寻的重要问题——重构我国生猪产业发展的自洽系统。

长久以来，国人养猪本就是个自洽系统。几十年风风雨雨，发展怎样的生猪产业是个历久弥新的话题。可谓，生猪产业问题解答不好，关乎菜篮子和民生福祉；解答不透，产业波动难安；避而不答，产业效率不佳，缺乏竞争力。

在计划经济时代，粮食统购统销曾使农民在口粮与饲料之间的调剂产生了困难；农民家庭经营畜牧业的权利在一定时期还曾被剥夺；“公养为主、私养为辅”的养猪政策给养猪业造成一定的损失。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奖售政策致使肥猪日盛，出现滞销、胀库，农民卖不了，群众吃不起的怪现象。这些都为生猪产业的理性化发展提供了难得的镜鉴。

然而，随着20世纪80年代城市化发展，人口激增，不得不靠快速出栏的瘦肉型猪肉来满足肉食需求，我国生猪产业自洽系统受到严重挑战。从那时起，我国商品猪生产由肉脂兼用型向瘦肉型转变，由此引发连锁反应，持续至今。

经历了几十年的发展，如今，我国畜牧业总体规模世界第一，生猪出栏量占全球比例常年保持在50%以上，稳居世界第一。世界一半的生猪产能和消费在我国，我国肉类消费57.8%是猪肉，畜牧业产值的43.2%是生猪，规模化养殖比重68%是生猪，这便是我国万亿生猪产业的基本格局。生猪产业大而广，但并不意味着强而美。

多年来，生猪产业政策重在求稳。自非洲猪瘟发生以来，生猪产业政策偏重稳定、恢复和优化。从2019年千方百计稳生猪提信心，到2020年、2021年促进生猪生产全面恢复，2022年适时调控基础产能，2023年稳生猪、保供给，继续完善和用好生猪产能调控，再到今年优化生猪产能调控方案，防范化解行业风险。从稳定、恢复到优化的政策之变，与自2018年8月非洲猪瘟暴发至今，我国的生猪产业深刻而巨大变化息息相关。

中国畜牧业协会战略指导委员会主任李希荣认为，这些变化呈现六大特征：基础产能稳固、保障供给充足、成本竞争激烈、企业分化加剧、产业格局演变、整体素质提升。可以说，非洲猪瘟发生以来的六年是我国生猪产业发展史上的重要转折点。

此次大会上有两组数据很关键：一是，目前全国排名前20位的大型养猪企业去年出栏生猪2亿头，占全国总出栏量的27.4%，且未来占比会进一步提升。二是，目前全国饲养1000头母猪以上的养殖场3900多个，拥有1600多万头存栏母猪，占我国整个规模场的70%，占全国能繁母猪饲养量的40%以上。这就是我国生猪规模化养殖产能的基础底座。

产能规模虽然有了，但产业面对的终端消费格局却发生了改变。与会的官员、专家和企业家普遍提到，我国生猪产业面临产大于需的问题不得不引起重视。据业内预测，到2035年，我国猪肉消费量未来将减少500万~1000万吨。目前，我国居民猪肉消费量年人均42千克，未来或降至35~38千克。基于消费下降的趋势，产能调减和优化就成了必须。稳产能是基本，优产能则成了必然。

自2021年以来的生猪产能调控效果初步显现，4100万头能繁母猪存栏量的调控风向标经受住了市场检验，取得了初步的成效。而且，这一代表生猪产能总开关的能繁母猪存栏量也处在适时调整中，今年3月即调整为3900万头。优化生猪产能供给是一步重要的棋，从总体上将影响猪周期的节奏，让其波动趋于平缓。

猪周期日趋平缓，意味着养猪行业将迎来微利时代。养猪这一传统活儿将会越发体现在成本、疫病、种源、技术、管理等综合水平上，无论集团化企业，还是以家庭户为代表的中小养殖户都无法回避。与会专家表示，目前各企业生猪养殖的直接成本相差无几，但其他成本却差距很大，主要包括摊销成本，诸如设施折旧和生猪病死率成本等。

当前，各大企业节本增效各有路数。作为生猪行业数智化应用的集大成者，牧原食品股份董事长秦英林坦言，即使他们在饲料营养上推行了智能算法，甚至做到一天一个配方，但营养方面也只是及格水平。影响生猪生产表达的是健康和疾病，而疾病问题是影响生猪生命体表达的第一障碍，秦英林说。

一头蓝耳双阴良种猪能实现多大效率提升？30%？非也。武汉金龙集团副董事长王军认为有60%，并以数据支撑了双阴种猪带来成本降低的显著变化，值得行业反思。

大企业尚且如此，中小散户该如何？疾病风险也是广大中小散养户普遍关心的问题。在此次大会上，有散养户提出希望大集团主动采取措施为行业做贡献，以减轻疫病风险，为他们解决后顾之忧。面对大集团开足马力发展生产，由于缺资金、缺技术、缺人才，中小养殖户的存在感受到严重挑战。他们说：未来是否还需要他们养猪？

日益加快的规模化、集中化趋势，加剧了畜牧业和农业在空间和主体上的分离，中小散养户被优化掉的风险凸显。有专家发出警示，仅从效率尺度出发来配置生猪产业发展资源，不能不说可能脱离了中国国情的实际，或导致农牧结合渐行渐远。或许，农牧结合的家庭农场是重构农牧关系的重要载体。正如中国畜牧业协会会长蔡辉益所言，中国养猪业到什么时候都不可能是单一发展模式，种养结合的家庭农场模式依然会存在。

生猪产业发展是个庞大的命题，必须承认，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能为中国提供发展的先验范本。在保民生的大框架下，生猪产业须在稳定中求发展、求优化，在优化中求得产业参与者最大公约数，画出最大的同心圆，这或许是我国生猪产业优化发展的起点和旨归。（章勇）